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中理性的对比哲学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8-12-18

  人文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启蒙主义文学潮流分别兴起于16世纪、17世纪以及18世纪。这三种文学潮流都以理性著称。所谓理性,简言之,就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于奇迹的倾向”[1],这是明显区别于此前中世纪的一种思维方式。

  文艺复兴掀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发源于意大利,文学上,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创作了《歌集》,薄迦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他们通过颂扬爱情、赞美人现世的幸福,首先把理性思维的发出者——人彰显了出来。肯定人的情感的正当性,肯定人的宝贵,这是同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多少有的特点,也是贯穿文艺复兴的一个主题。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关注自身的认知能力,使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生活,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世界。这样的理性苏醒不仅体现在人文主义文学当中,更使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形成飞跃。这些都是理性的表现形式。

  新古典主义繁荣时期,理性又着重表现为个人情欲的对立面,成为捍卫荣誉、高贵的力量。这样的思想和哲学家笛卡尔有一定关系,他认为理性就是良知,人人都有,他肯定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克制情欲,为古典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法国是古典主义的大本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和拉封丹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高乃依创作的悲剧《熙德》上演,引起轰动,这部悲剧反映的就是义务和感情之间的矛盾。随后创作的《贺拉斯》,反映的也是为了民族大义放弃个人恩爱。虽然这些作品之中反映出来的已经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但是,理性在另一个侧面得到了发扬。

  启蒙主义更是和理性密不可分,黑格尔说“认识理性法则的合法性称为启蒙”[2]。启蒙主义者们把自己看作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把一切制度和规范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批判旧的,并且描绘出一个自由平等、普遍幸福的“理性王国”。

  由此可见,欧洲历史上重要的三个文学潮流中都暗暗涌动着一个不安的力量:理性。但是,三个时期的理性又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分析他们之间的区别就非常必要。

  二理性基础的区别

  虽然同样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三个不同时期文学的理性基础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明确理性基础的区别,是本文的重点。

  文艺复兴的理性基础是神本主义的。这是需要论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要明确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我们长期混淆的两个概念作出区别:教权和神权。由于中国文化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系统,也由于历史上对于“中世纪”和基督教的误解,我们一直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充满了“人神对立”、弥漫着社会道德和个人情感的对立,于是,人文主义的文学家通过创作,使“人发现了人”,这是一场反对神权的斗争。顺着这样的思路去理解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各国文学,难免对其中充斥着的宗教气氛和敬虔品质以及基督教道德感到茫然,究竟为什么属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最早的代表彼特拉克和最后一个代表托夸多塔索都歌颂宗教的力量?为什么法国人文主义代表拉伯雷会跟随巴黎主教出访意大利?为什么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会随从红衣大主教到意大利?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这是“作者思想的矛盾”,或者以”“新兴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一笔带过,一笔勾销,就此了结。但是,这样的解释,说服力度与日俱减。

  事实上,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和作品的解读需要新的分析和新的视角。区别“教权”和“神权”是最基础和最必要的一步。“神权”反映的是一种精神体系和思想体系,而“教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体系。一个在神权之下的人,是基督信仰之中和上帝亲近的人,指的是一个人了解到自己的渺小,相信上帝比自己强大有力,一个人知道自己无法超越生老病死的终极困境,从而依靠上帝得到拯救,因此,神权仅仅和个人的思考方式、精神状态和生命体验有关,一个生活在教权之外的人也可能生活在神权之下。而教权指的是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和机构代替人和上帝沟通,代替人作出决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教会在更大意义上是一个政治力量。当时的罗马教会以上帝的名义发布各项命令,就是一个例子。人文主义者们,从但丁开始,讽刺和反对的就是作为政治力量的教会,而不是精神意义上的上帝。所以,与其说是“人神对立”,不如说是社会阶级对立,与其说是“发现了人”,不如说是回归了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一对一关系。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文主义者们从来就没有对“神权”提出置疑,在思想领域,他们并不想否定上帝。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但丁让教皇下地狱,但仍旧坚持上帝的审判。德国的马丁路德写出的《我主是坚固堡垒》更是他反对教会专制,提倡“因信称义”思想的反映。人文主义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创作主要在文艺复兴后期,他的创作既是文艺复兴的顶峰,也充满了对人文主义的反思,甚至反映了对人文主义的一种虚化。从他的悲剧《哈姆雷特》之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神本主义基础。《哈姆雷特》之中有著名的疑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当时的哈姆雷特已经完成了思考的变迁,他的思维已经从宗法责任和社会责任转移到了本原性的思考,复仇一再延宕,因为复仇相对于人性的脆弱和渺小实在是太不重要了。这是普遍达成共识的结论,但是,如果对这样的发问的思想基础进行追问,我们会发现,他疑问的基础是基督教的神本主义思想,对于哈姆雷特来说,生活在现世目睹人性的脆弱是一件残酷的事情,选择死亡?但是,死亡对于他并不是虚无,在哈姆雷特的心中,死亡意味着接受上帝的审判,自杀和他杀在上帝那里同样是杀人之罪这样的疑问和祥林嫂的困惑有相似之处。只有从基督信仰出发,才能更好的理解当时的著作。

  新古典主义时期,理性的基础是人本主义的,但是,这个“人”仅仅限于国王、英雄等高贵的人。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是意大利,新古典主义的大本营是法国,文艺复兴影响了法国,但是,法国的新古典主义并不是人文主义文学直线发展的结果,当然,也不是其直接受挫的结果[3]。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理论家布瓦洛曾经明确的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提出了批评:

  因此,首先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大部分人迷惑于一种无理的偏激,总是想远离常理去寻找他的文思;在他的离奇诗句里他专想惊人,别人和他一样想,他便觉得跌下身份。避免这种穿凿吧;不要学那意大利,让它用假色泽使文章光怪陆离。[4]

  这一段叙述中肯定并且颂扬了理性,同时把意大利的文章称为“假色泽”。可见,新古典主义文学倡导的理性已经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倡导的理性了。这就印证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直线发展过程,新古典主义虽然受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响,但是,更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存在批判。当然,新古典主义也不是人文主义直接受到挫折